“沒有萬里的勇氣和頭腦，就沒有后來劃時代的農(nóng)村改革。鄧小平說，中國的改革從農(nóng)村開始，農(nóng)村改革又從安徽開始。這一起點，和萬里緊密相連。”吳象評價說。吳象曾任安徽省委副秘書長，協(xié)助萬里在安徽推動改革。

壯士暮年的萬里，已走過千山萬水。

農(nóng)民的兒子

吳象：萬里在安徽當省委書記搞農(nóng)村改革時幾次說：“我們是靠農(nóng)村起家的，農(nóng)民是我們的父母，不能進了城就忘了娘了！”

萬里的兒子萬伯翱：去安徽前，老爺子不怎么管農(nóng)業(yè)工作。但他的出身決定了他對農(nóng)民有一種天然的感情。雖然沒種過地，但他出生在泰山腳下城郊的一個貧苦的農(nóng)民家庭。我爺爺窮得出去當兵了，在閻錫山部下，臨汾戰(zhàn)役打日本的時候犧牲了。當時萬里還在曲阜師范學校讀書。讓一個不成年的孩子給父親收尸，太慘了，但塑造出他堅強獨立、知道珍惜、充滿民族仇恨的性格。青年時代，他就組織學生運動，反抗日本侵略者，20歲出頭就當上地委書記，位列“冀魯豫的三大才子”。1949年我父親隨劉鄧大軍南下，迅速得力地給劉鄧大軍組織籌備了大量軍需，得到了鄧小平的賞識。老爺子說跟鄧小平一起工作學到很多東西——果斷、堅定、看事物的尖銳、處理事務的水平，一生教益無窮。

1952年年底，萬里調(diào)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長，1958年，他主持修建了人民大會堂。

萬伯翱：修建人民大會堂周總理任總指揮，但他主持國務院工作，實在太忙，大量的具體工作就由萬里承擔。

1962年，18歲的萬伯翱高中畢業(yè)，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的萬里送他下鄉(xiāng)勞動鍛煉。臨行前，萬里鄭重其事地對兒子說：“我來自工農(nóng)，你又回到工農(nóng)。我從此就有了一個農(nóng)民的兒子，這樣我與農(nóng)民的關(guān)系就更密切了。”

鄧小平的“四大金剛”

“文革”時，萬里和很多領(lǐng)導干部一樣都被打倒。

萬伯翱：文化大革命，老爺子那么耿直的性格，從來沒說過軟話。有一次對我開玩笑說，老大(萬伯翱是萬里長子)，你也是工農(nóng)兵啊，你也批判一下我們的資產(chǎn)階級思想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鄧小平開始主持中央工作，萬里受命于危難，出任鐵道部部長。在他努力之下，我國鐵路運輸開始向著“四通八達、多裝快跑、安全正點”的方向邁了一大步。

吳象：當時的說法 “安全正點萬里行”，既指火車萬里行，也指萬里這個人行。

然而1976年，萬里再度被打倒，剛剛理出頭緒和稍有起色的國防、能源、交通、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亂。

萬伯翱：就連奶奶也問我，“你爸爸領(lǐng)導鐵道部，使車輛安全、正點到達，也不對嗎？”我只好回答，“有人說這是資本主義，他們說寧要‘社會主義的誤點’，也不要‘資本主義的正點’?！?/P>

彼時，“四人幫”控制著宣傳輿論大權(quán)，指使新華社派記者到國務院一些所謂“右傾翻案風”嚴重的單位——鐵道部、教育部等部委“蹲點”，列席黨組會議。其目的是利用記者寫內(nèi)參，反映這些單位領(lǐng)導的問題，為篡奪這些單位的領(lǐng)導權(quán)提供“炮彈”。這正是鄧小平重用的“改革派”的幾個部委，這些改革派，最出名的是“四大金剛”。

萬伯翱：“四大金剛”排第一的是科學院的胡耀邦，然后是教育部的周榮鑫、七機部的張愛萍和鐵道部的萬里，當時老百姓說，鄧小平的“四大金剛”可真能干。

當時的新華社記者張廣友被派到鐵道部“蹲點”。

張廣友：萬里知道我的任務是給“四人幫”提供“炮彈”，但他開誠布公地告知我鐵道部的情況，與我談心，也是在那個時候我們了解到彼此的正直。他在部領(lǐng)導小組會上檢討，我說你明明是違心的檢討，我怎么寫(報道)。他說不檢討不行，很多違心的事情不能不做，黨的組織原則四句話，你背最后一句話：全黨服從中央。你可以保留意見，但必須聽中央的。這是組織原則。